原發(fā)性肝細胞肝癌(HCC)是常見的惡性腫瘤,中國每年的新發(fā)病例約占全球的50%。我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低的關鍵原因在于高危人群預警和篩查不足,早期診斷率低,有70%~80%的患者在確診時已處于中晚期,如果能夠早期診斷,通過肝切除術和肝移植等方法治療,可明顯改善肝癌患者預后。
改進肝癌風險人群高危預警和早篩、早診策略,對提高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至關重要。
建立科學且適合醫(yī)療機構和健康管理機構推廣、應用的無創(chuàng)傷性血液檢測技術是提升現有HCC診斷和隨訪有效性的關鍵途徑之一。
肝癌無創(chuàng)篩查的血清學指標
近年來,血清學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異質體比率(AFP-L3%)和異常凝血酶原(DCP)(簡稱肝癌三項)及其聯(lián)合診斷模型GALAD、類GALAD(C-GALAD、C-GALAD Ⅱ、GALAD-C等)在肝癌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價值已獲得認可。
AFP、AFP-L3%和DCP是診斷肝癌重要的血清學指標,需要指出的是,肝癌三項中單項指標的應用效率尚不能完全滿足臨床對于HCC診斷敏感性和特異性的要求,肝癌三項聯(lián)合檢測能彌補單個標志物的不足,顯著提升臨床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對提高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據報道,日本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高與其指南明確推薦肝癌三項(AFP、AFP-L3%和DCP)用于肝癌高危人群篩查有關,篩查有助于肝癌的早期發(fā)現、早期診斷和早期治療,是改善肝癌預后的關鍵。
以中國多家醫(yī)院臨床獲得的肝細胞癌臨床數據為依據,基于性別、年齡、肝癌三項(AFP、AFP-L3%、DCP)以及血小板計數和總膽紅素共 7項指標開發(fā)的肝癌診斷模型 C-GALAD Ⅱ,診斷肝癌的敏感度和特異度與肝癌三項及其他診斷模型都有明顯提高,診斷性能明顯提升。
C-GALAD Ⅱ模型診斷肝癌性能優(yōu)于其他已發(fā)表模型
圖1 C-GALAD Ⅱ模型和已報道的4個風險預測模型在測試集中和驗證集中對原發(fā)性肝細胞癌的診斷性能比較(1A 為測試集,1B為驗證集)
在測試集上驗證C-GALAD Ⅱ所得AUC為 0.954,敏感度為88.04%,特異度為94.85%;在外部獨立驗證集的C-GALAD Ⅱ所得AUC為0.943,敏感度為89.29%,特異度為90.2%,性能優(yōu)于其他已發(fā)表模型。
在本研究的多中心隊列的測試集與獨立驗證集中,GALAD模型的性能較為穩(wěn)定,但診斷效果依然差于C-GALAD Ⅱ,特別是敏感度相差較大,由此可見,本研究的模型更適合中國人群。相較于同樣由中國多中心隊列建立的ASAP模型,C-GALAD Ⅱ模型納入了更多的指標,診斷水平 AUC 得到了較好的提升。
圖2 C-GALAD Ⅱ模型在測試集和驗證集中不同人群的預測結果分布(2A為測試集,2B為驗證集)
測試集和驗證集中C-GALAD Ⅱ模型的預測結果劃分高風險和低分險后,在不同人群模型均有較好的預測效果。
肝癌三項(AFP、AFP-L3%和DCP)相互補充,可有效檢出肝癌,聯(lián)合檢測并應用模型算法,可有效提高早期肝癌的診斷率,并進行臨床精準管理。C-GALADⅡ 肝癌診斷模型通過個體量化應用,進一步驗證了聯(lián)合檢測和模型算法可顯著改善單一血清學指標的診斷效能。
基于血液免疫學檢測的肝癌三項(AFP、AFP-L3%、DCP)和C-GALAD Ⅱ模型技術成熟、成本合理,設備和實驗場地要求不高,具有個體化醫(yī)療特征,易于在具備免疫學檢測服務能力的地區(qū)推廣,有利于肝癌防治關口前移和診療、康復過程的精準全程管理。
參考文獻:
[1]中國康復醫(yī)學會醫(yī)學檢驗與康復專業(yè)委員會,上海市醫(yī)學會分子診斷??品謺?,上海市免疫學會腫瘤免疫分會,等. 肝癌三項(AFP、AFP-L3%、DCP)與GALAD、類GALAD模型臨床應用專家共識[J]. 檢驗醫(yī)學,2023,38(7):607-623.